前面讲到过西欧的“封建契约”，它源于日耳曼习惯法，但若只有“封建契约”，分权意识是产生了，还缺少法律内核的抽象整合，自然不会出现宪政、主权国家、公司等现代观念，这就还需要《罗马法》和希腊理性精神的介入，由它们共同为中世纪蕴藏的“现代性”观念塑形。而这种观念背后的大BOSS，就是天主教会，这期我们就从“教皇革命”讲起。
中世纪欧洲，教权和皇权一直在掐架。教皇革命前，皇帝或国王认为我的地盘当然由我做主，自己可以在领土上随意任免主教，主教就是教会体系中隶属于教皇之下各地方的重要官职。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就爆发了一场意义重大的权力斗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年少登基，亲政后要加强王权，积极抢夺主教的任命权，他动不动就会罢免不听话的主教，还把主教职位卖给亲信，这就彻底惹毛了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格里高利七世是极其少有的从社会底层出身爬到教皇位置的宗教领袖，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因此配资网最新他是个草根逆袭的精英典范，自然是个狠角色。在他看来，主教的合法地位当然得经过教皇确认才能够算数，亨利四世作为世俗皇帝，任命主教属于“僭越”。
1075年，格里高利七世直接颁布训令，宣称教皇权力至上，甚至有权罢免皇帝。年轻气盛的亨利四世闻讯便召开会议，宣布废黜他的教皇之位。教皇的权威在当时95%以上都是文盲的西方社会还是很大的，姜还是老的辣，教皇反手回击，一句话就废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也解除了臣民的效忠誓约。国内的诸侯本来就不服这个年轻皇帝，也都要另立皇帝，走投无路的亨利四世，于是上演了一出中世纪历史上最屈辱的大戏——“卡诺莎之辱”。1077年冬天，亨利四世带着妻儿，从德国一路南下，来到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为了求格里高利七世宽恕，他摘下王冠，身披毛毡，光头赤脚站在漫天风雪里，足足等了三天三夜，浑身都结满了冰碴子。格里高利七世躲在城堡里晾着他，一心要杀杀他的锐气，同时也让全欧洲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精神领袖。眼看亨利四世快冻死了，格里高利七世这才慢悠悠地走出来。亨利四世以悔罪者的身份匍匐在地、痛哭流涕，教皇附身亲吻了亨利，宽恕并恢复了他的教籍。这场羞辱，是教皇的教权第一次彻底压制住了皇权。不过，亨利四世也是个能屈能伸的主，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卧薪尝胆”，稳住国内局势后的1084年，亨利四世带兵攻占了罗马，格里高利七世仓皇出逃，一年以后教皇客死他乡。教权与皇权的第一次斗争看似以教皇的失败告终，实则格里高利七世埋下的“教权至上”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了。
真正让教皇权力彻底确立的，是十字军东征。格里高利七世死后，教皇乌尔班二世继位。乌尔班二世善于操纵人心，他发现，当时的贵族都想去抢东方的财富，骑士们想靠“圣战”赎罪，平民也想摆脱贫困。于是，他投其所好的在1095年召集了宗教会议，号召全欧洲基督徒发动“圣战”，去东方夺回“主的陵墓”，并宣称参加者可以免罪，死后直接上天堂。这一号召，瞬间点燃了整个西欧的宗教狂热，贵族、骑士、平民纷纷加入十字军，打着“神圣”旗号，踏上了东征之路。这背后其实全是教皇的算计：通过战争，教皇不仅能调动西欧各国力量，还能把教会影响力扩展到东方，打压掉拜占庭的东正教，以确立天主教教皇在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从客观事实看，十字军东征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正义战争，充满了掠夺和杀戮，无任何神圣性可言。最终，教皇得偿所愿地成为了西欧的精神霸主。但这场出于邪恶目的发动的战争及其结果，却为现代的制度与观念的发展铺陈出一条康庄大道。
教皇革命成功后，目标并非摧毁封建契约制度，而是在承认多元分权格局的基础上，为教会争夺一个独立且至高的权威地位。这场革命催生了对系统化、理性化法律的巨大需求，进而直接推动了《罗马法》复兴运动。教会法学家积极从《罗马法》中汲取智慧，其中至关重要的便是“法人”这一抽象概念。借此，教会将自身建构为一个统一、永续的法律人格主体，这为国家主权和现代法权提供了最早的法律雏形。不仅教会，世俗权力也利用《罗马法》的逻辑与技术，将地方性的封建契约予以书面化和理性整合，以强化自身统治。教皇革命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它成功创造出一个与帝国皇权并立、甚至时常占据上风的普遍性权威，并确立了西欧社会教权与王权二元并立的基本结构。此外，教皇也推动了经院哲学的发展，以为《罗马法》提供逻辑自洽的论证，使其更具权威，这也在无形中训练了整个知识阶层系统化、公理化的逻辑思维，这种思维习惯也是后来科学发展的方法论预热。
因此，教皇革命的进步性意义在于：它用罗马法的“理性铁笼”与经院哲学的“逻辑工具”，对封建制的散装权力进行了系统化改造，非但并没有消灭封建契约的多元性，反而将其规范化、制度化，最终在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法律的无数个制衡节点上，意外地孵化出现代性雏形——一个基于普遍规则、保护明确权利、权力受到制约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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